沿着蜿蜒曲折的村道,穿过层层叠嶂,汽车缓缓驶向福安市松罗乡南溪村。极目眺望,巍巍耸立的“九家保纪念碑”映入眼帘。
南溪村又被誉为九家保村,是闽东著名的“九家保事件”发生地。88年前,这里孕育出了一位闽东“刘胡兰”式的英雄施脓禄。
1933年8月1日,福安第一个工农政权——福安革命委员会在北区太逢村成立。时年28岁的施脓禄是当时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马立峰的表妹、县委委员施霖的姑妈,此时已入党5年,成为福霞县苏维埃政府一名优秀的宣传工作人员。
施脓禄常常在村里和乡亲们讲革命的故事,由于她的革命宣传工作做得好,南溪村成为当时革命的重要根据地,施家也成了地下革命活动的小据点。
当时的革命环境非常恶劣,国民党反动派动用各方势力联合“绞杀”红色政权。1933年10月2日,中共福安县委决定在施脓禄家召开重要会议,部署下一阶段革命工作。前往参会的县委委员郭秀山、交通员施隆弟,在距南溪村不到2公里的地方被正在巡山的霞浦柘头大刀会民团遇到并遭盘查,虽然施隆弟坚称家里有急事,要去找堂姐施脓禄商量,但是匪徒们仍是半信半疑。在“宁可错杀一千,也不放走一个”的情况下,他俩被20多名匪徒捆绑,押往南溪村施脓禄家对质。
施脓禄与匪首谢玉针相识,便忙不迭地解释开来。谢玉针一看在她家中,还有叶飞、马立峰等革命领导人等生面孔,便下令将除了施脓禄以外的所有人都绑了回去。
眼看着叶飞、马立峰等人被大刀会抓捕,施脓禄心急如焚,连夜赶了几十里山路,跑到中共福霞县委所在的牛落洋村,向县委委员詹建忠作了汇报。詹建忠立即召集同志们商讨营救对策。
有的同志主张武装拦截,以牙还牙;有的同志主张以静制动,以智取胜。经过商量,大家达成了先派人摸清情况后设法营救的共识。
施脓禄和刘新贵自告奋勇一起去摸情况。次日,施脓禄与刘新贵夫妇手提一篮鸡蛋、糕饼,前往革命同志被暂时收押的王家濑村打探虚实,并力保他们。
谢玉针被劝说后有所动摇,并问他们:敢不敢担保?杀头怕不怕?
“敢!”施脓禄连忙答应。“我们敢担保。”刘新贵夫妇也拍着胸脯应承。
谢玉针便提出了要求:要保就九家具保,并拿出500块大洋的“草鞋费”担保。
施脓禄和刘新贵一口答应后,便马不停蹄地把消息带回了党组织。如此苛刻的条件让詹建忠犯了难。500块大洋固然是个难题,想想办法还是能解决的,但是要老百姓拿出身家性命来担保,这风险太大了。万一被反动派知道了真相,后果不堪设想。
出乎意料的是,当施脓禄和刘新贵把情况在村里传开后,刘学清、刘老仁、谢嫩妹、刘奶连、刘长树、谌荣泰、刘学仁等7户人家主动联名与施脓禄、刘新贵家一起当保户。
九家具结联保的难题算是解决了,接下来要筹措“草鞋费”。当时革命经费严重不足,大家分头想方设法凑钱,施霖的老母亲变卖了家里的田地得款120块大洋,县委也把用来买枪的活动经费250块大洋拿了出来,施脓禄和刘新贵发动村里的群众你一块大洋、我几个铜板,终于凑足了500块大洋。
当施脓禄和刘新贵将摁着9家人红手印的担保书和用红布层层包裹好的500块大洋摆在大刀会匪徒面前时,谢玉针相信了,放心了。
一天一夜的营救行动取得圆满成功,被捕的革命领导人悉数被救,安然脱险。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,当时谢玉针的大刀会已被国民党收编,一旦这个消息传到反动派那里,9家具保的群众将会遭受灭顶之灾。
果不其然,事隔不久,国民党反动当局知道了真相,气急败坏地要求大刀会对南溪村进行全面搜捕,一定要把走脱的共产党人抓回来。谢玉针带领大刀会将南溪村团团围住,大肆搜捕,搜捕不到革命同志,就将施脓禄五花大绑押到村口石滩处,并把全村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村口。
谢玉针用梭镖指着施脓禄的脖颈,大声喝道要用刑。施脓禄高扬着头颅,目光坚定。一顿暴雨般的鞭子落在她的身上,鞭子所触皮开肉绽、体无完肤。
不管面对怎样的威胁、殴打、折磨,施脓禄始终不吐一字。发疯似的谢玉针举起大刀使劲捅向了施脓禄的腹部,这位外表柔弱、内里刚强的女子倒下了。面对奄奄一息却还是三缄其口的施脓禄,谢玉针还不解气,拿起梭镖狠狠地对着她的心脏连刺了9刀。
年轻的施脓禄用鲜血捍卫了革命。谢玉针将苗头转向了无辜的村民,对村民严加拷问,无果,一怒之下火烧村庄。刹那间,安静秀美的南溪村一片火海。
大火烧了一天一夜,南溪村几乎变成一片废墟。大火摧毁的是南溪人的家园,但摧毁不了南溪人革命的雄心。幸存的南溪人前赴后继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。
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著名的“九家保事件”。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年代,有许许多多像施脓禄一样的英雄儿女,他们不畏困难、不怕牺牲,为新中国的成立奉献生命。时光如流,“九家保”的感人故事流传至今,南溪人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也将被代代传承。